新书推介丨王宁《训诂学原理》（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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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增补本）
《训诂学原理》首次出版在1996年，1995年底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说过：“1981年，我们正式提出对传统训诂学要清理术语、加强理论建设、方法科学化，到现在已经是十四个年头。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于1988年元月辞世，这十四年恰是陆先生逝世前与逝世后各七年。”时光荏苒，现在距离这本书出版的1996年，又过去了27年，差不多是14年的双倍了。1996年出版的《训诂学原理》，是想在陆宗达先生带着我写完《训诂方法论》之后，继续探讨训诂材料中的语言学理论问题，对前人已经发掘出的语言文字现象作一些现代人能够理解的阐释，进一步推动传统训诂学走向现代。这27年初衷未改，认识却在反复思考和不断应用的过程中有所深化；所以，2005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训诂学原理》版权到期后，我既没有续约，也没有重印，一直希望把新的想法加进去。但是，如何超越90年代的自我？如何推动训诂学走向现代而不失训诂学原有的特质？如何吸收了现代语言学的有用部分后，不让传统训诂学的精华有所流失？这些问题始终带给我很大的思想压力。身居人文学科之中，要把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一门有特色的学问激活，让它能在当代语言文字学中立足，需要做到让它既能跟现代语言文字学比较前沿的理论研究形成平等对话的关系，又能在语文教学、语言文字规范、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等领域里有效地应用。传统“小学”经太炎、季刚先生改造为“中国语言文字学”之后，如何能继续薪火相传从立足现代而走向未来，这应当成为传承者的历史使命。既然已经跟从师辈走到了今天，总是不能放弃的。只是，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沧海一粟，所思虽常是翻江倒海，所获也不过是一星半点。这次出版《训诂学原理（增补本）》（以下简称《增补本》），仍然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阐发训诂学的原理，针对的是已有训诂材料中值得今天发掘出来的潜在理论，这些潜在理论是我们在千头万绪的学与教中逐步探究出来的一些焦点问题，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更能突出问题意识。本书是在1996年《训诂学原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具体说，《增补本》删去了三个栏目：（1）“训诂原理概说”，这一栏原是我在青海第一次讲授“训诂学”课程的讲义，当时放在书里，是为了展示训诂学教学的基本知识框架，因此与本书其他部分多有重复，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2）“训诂学史”，本书想说的是原理，不是历史，其中各篇，已经纳入相应的其他栏目。（3）“训诂学的普及和应用”，普及和应用是对原理的采纳，不是原理本身；而且，这些年，我们对普及和应用做了多方面的具体工作，有些书籍已经单独出版了。去掉这三个栏目，《增补本》更加突出“原理”这个中心内容。同时，《增补本》保留了1996年原书的16篇文章外，又增补了28篇文章，并对全书的结构重新梳理。再次整理关于训诂学原理的许多考论，我需要一个更为符合训诂学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框架，来把一些基于很多实际问题又非同一时期的文章容纳进去，鉴于传统训诂学的综合性和它在不同时代发展的状况，我把《增补本》分成了五个大部分，含10个栏目，形成了以下的框架：一、训诂学的现代转型：（1）训诂学的自主创新与发展趋势；（2）训诂学的术语建设。二、训诂学材料的三种形式：（3）训释原理；（4）训诂纂集原理；（5）训诂考据原理。三、训诂学的独立分支：（6）汉语词源学原理。四、训诂学的两个紧密合作的临近学科：（7）训诂学与文字学和音韵学。五、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接轨：（8）训诂学与汉语语义学；（9）训诂学与语法学；（10）训诂学与汉语辞书学。这个框架，首先要贯穿我们探究训诂学原理的初衷，那就是推动古老的、卓有成效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实现现代转型，弘扬它的精神，继承它的精华，让它立足当代并走向未来。因此，这个框架必须首先有一个总论。总论应当论证包括训诂学在内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现代转型的必要和必须，阐明训诂学现代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另外，我把训诂学的术语建设放在总论里，是因为术语体系可以显示训诂学基础理论的全貌，使训诂学原理先给读者一个梗概。其次，训诂原理需要包含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训诂材料的类型。这一点要从训诂材料产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段来说明：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原始状态是植根于经学的“小学”，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很长。从先秦到隋唐是它的前期。在这一时期，“小学”解释经典的应用目的非常明确，它的主要形式是解释经典的随文释义和稍微滞后发展出来的纂集专书，这两种形式贯穿了传统训诂学发展的全过程。出于应用的目的，两种形式都带有综合性，“小学”内部的分科还未见端倪。隋唐到清代是它的后期。比之前期，训诂材料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考据材料的产生，一个是内部分科的完善。唐代有了经书的二度注释，既要解释经，又要再行解释经传和经注。魏晋以来，经学的大一统局面已经打破，经说已非一家，五经之间又有互注。就文体而言，《史记》《汉书》等正史已经问世，史书注释逐步丰富。就思想而言，诸子百家各有注释，对汉代的儒家经典也有很大的冲击。因此，在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二度注释中，成段的、完整的字词考据，已经很多；但是，这些本着“疏不破注”原则积累起来的材料，毕竟随文出现，还是训释材料的一部分。在诸子的论辩材料中，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讨论也时时出现，但这只是思想论争的副产品，也还不是独立的考据。只有到了清代，随着经史典籍研究的深入，发疑之风的盛行，考据独立于经书之外，不再掺在随文释义里，才成为一种更偏重于语言文字问题探讨的独立形式。训诂材料随文释义、纂集、考据三种形式并存的局面，因此形成。也是在这个阶段，“小学”的下位分科也已经明显形成。《隋书·经籍志》开始有了文字、声韵、训诂分类排列的趋势，到唐、五代以后，正史的《艺文志》将“小学”正式划分为三个门类，训诂学定位在意义的探求上，既以文字学（形）和声韵学（音）作为它的工具，又与文字、声韵共同组成平行发展的三个部门。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近现代训诂学，除了延续传统训诂学的“小学”三分的建构和训诂材料三类的格局外，有了三方面的重大推进：第一是章太炎、黄侃两位先生所代表的语言与历史不可取之域外的自主创新精神。这是探求训诂学原理的原则问题和总的理念。第二，章太炎先生将传统“小学”改称为“中国语言文字学”。这绝非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吸收了欧洲古文明时代的语言研究，将汉字背后的汉语彰显出来，使“字本位”的传统“小学”提升为汉字直接介入的汉语语言学。这个改变使训诂学理论的探求走上了更为科学的道路。在汉语与汉字的辩证关系确立后，很多训诂学术语的内涵从含混变得明确，逻辑关系清晰的术语系统也顺理成章地形成，这就使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接轨成为可能。第三是章太炎先生汉语研究求根思想的进一步落实。太炎在《小学略说》一文中说起他的语言文字学三部代表作时，明确表示：“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文始》以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成就了训诂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汉语词源学。这应当是中国训诂学对世界语言学的一个很大的贡献。经过这三个阶段，在我们开始进行训诂学原理探究的起点上，训诂学材料的三种形式——训释、纂集和考据，训诂学的两个紧密合作的临近学科——汉字学和音韵学，以及训诂学的独立分支——汉语词源学，应当能够涵盖训诂学历史发展中材料的各种类别，划定历史上训诂材料的范围，因此也应当能够容纳训诂学原理的已有成果与焦点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文字学和音韵学已经有了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和理论建构，它们与训诂学是有分工的；所以在训诂学原理的探求上，关注的只是文字学和音韵学直接影响训诂学的那一部分。训诂学的理论属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体系，但它既然以汉语和汉字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一定会与现代语言学的各个门类之间发生联系。有三个门类与训诂学的关系是密切的：首先是汉语词汇语义学。训诂学在“小学”里的分工是探讨意义的，意义是最具有民族性的语言要素，汉语是特别重意义的语言，汉字又是表意文字，汉语词汇语义学的发展和完善依靠训诂学的成果是必然的。汉语语法的虚词本来是属于训诂学研究范围的，语法学中实词的词类划分与训诂学中词的语义分类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必须结合起来讨论；至于句法结构，彼此虽差异很大，但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不可忽略。古代的训诂纂集专书本来就是现代辞书编纂的先导。训诂学一旦与现代的汉语语言学接轨，与这三个门类的关系是难舍难分的。基于上面的考虑，在《增补本》里，我从多年来所写的数百篇文章里归纳出上述5个方面，又按照这5个方面整理和新筛选出28篇文章，合在一起构成本书，事实上，这个结构与这几十年的重点关注也是切合的。训诂学的断裂约有40年，复苏以后又一度冷落，或许因为这门学问名称的古奥，或许因为汉语词汇意义的研究在以句法结构研究为时潮的大环境下难以融入，也或者训诂学既关涉古代典籍又携带历史文化，学习起来稍有难度……总之，它至今还可以称为“冷门绝学”，仅仅下一个定义或者作些一般的介绍，仍然无法解除更多的人对这门学科的生疏感，有了这些栏目，勾画出它大致的面貌，对引起更多人的了解和关注，或许有些积极的意义。有关训诂学原理的一些思考，既来自先辈的传承，也获益于语言文字学众多师友的指教与启发，并有师生的教学相长。走到今天，还有很多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却没有完全想明白或完全没有想明白。好在自己尚在继续思考，又何况还有后来者，只能以待来日了。由于本书和1996年版《训诂学原理》的相关性，我将它的自序稍作修改放在本文后面，请读者参互阅读。自序（1996版）
这本书里选入的二十种关于训诂学的论著，绝大部分是1988年以后写成或重新修改的。
1981年，我们正式提出对传统训诂学要清理术语、加强理论建设、方法科学化，到现在已经是十四个年头。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于1988年元月去世，这十四年恰是陆先生逝世前与逝世后各七年。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吃过苦头，也尝到了甜头。老师去世后，我能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是因为我对这个已经确定的方向是充满信心的。我自知人微言轻，但我对以下三点确信不疑：第一，中国古代文化里潜藏着的惊人的智慧和悟性对现代人仍具启迪作用，并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从解读中国古代文献起步、有数千年积累、成就极为卓著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博大精深是无法否认的；第三，一切宝贵的遗产如想传播下去，都必须适用于当代人，因而必须在理论方法上与现时代接轨。我相信，靠着这三点，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知己，后继者的队伍也会日渐延长。在这本书里，记载着我在这后七年里坚持着的那份信念和执着，因此，尽管很不成熟，我仍愿拿出来向师友和同行求教。
这本书中重点谈的是训诂学原理。这些年来，我们紧紧盯住原理不放，是基于以下原因：
训诂学从八十年代复生，在这个学科领域里，人才的“断档”非常严重。这使我们对人才的渴望比对出版著述的渴望要强烈得多。我至今不敢说自己已经掌握了训诂学，可是我作过学训诂学的学生，也作过教训诂学的老师。我从自己学与教的甘苦中懂得，一个略通训诂学的现代人，首先需要积累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注释、纂集、考据材料。要想在同样勤奋的前提下加快这个积累的过程，重要的是做一个明白人，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形成语感与明了语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熟读与弄懂应当同步进行，轻视理论和轻视材料的不聪明并无二致。做学生的时候，陆宗达先生督促我们阅读先秦经书及其注疏、通读小学专书都很严格，但我每两星期到先生那儿问一下午问题时，从来不问“这段书怎么讲”，或者“这个字怎么讲”。陆先生常说：“书看不懂，再往下看，看多了就懂了，不要急着问。”我也觉得，占用老师那么宝贵的时间问他一两个字，等于拿老师当字典，是很不恭敬的。我要问的应该是“这种现象怎么理解”。我以为，一种现象理解了，读书、思考就自觉了，学习的效率和质量都会有所飞跃。回顾自己的学习历程，我越发感到自己当时的认识和做法是正确的。做一个老师，要引导现代的学生踏进古代，不要求他们读书是失职，只让他们读书却讲不出一点道理来也是失职。但是，由于训诂学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断层，在这个领域里，缺乏的不是材料，而是现代人易于接受的原理、方法、思路，这些又必须从大量的材料里去开掘、概括，很少有例可依。因此，我们必须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训诂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放在训诂原理的探讨上，放在自觉的、可操作的训诂方法的完善上。
陆先生逝世后的七年，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新的思考：
首先是对确立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的思考。
我想，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认定：第一，训诂学是古代“小学”的一个分支，“小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前身，这是从章太炎先生确定后就不存在异议的。需要进一步确定的是训诂学在语言学领域里从主体上应与哪个部门衔接。根据训诂学的历史状况和现代语言学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在语言学领域里，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语义学衔接。训诂学理论建设应当大量借鉴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已有成果；而从训诂学中开掘、概括出的理论原理，也必然是对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充实，甚至使这两门学科现有的体系发生重要的变化。第二，训诂学就其时代特点及既定任务来说，主体之外，还产生了两大分支，那就是汉语词源学和词典（辞书）学。前者是理论科学，后者是应用科学。这两大分支与当代靠引进创建的词源学和在实践中总结出的辞书学由于学术渊源不同，方法和特点也不相同。第三，训诂学就其原有的应用价值来说，本来就承担着古代文献解读和古代文化传播的任务。这门以应用为主的实用训诂学，在理论建设逐步完善以后，体系上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但会更好学，而且会更好用。以上三个方面，应当使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得到更准确的界定。很多关于训诂学学科性质的混乱说法，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问题。当训诂学处于包罗万象的浑沌状态，在当代的学科地位尚未弄清的时候，明确它与相邻学科的分工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要发展它无从着手。然而一旦它的学科性质得到了明确的界定，沟通训诂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而不使它变得贫乏、简单，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早期的训诂学与文字学纠缠至深，必须明确其分工。现在，汉字构形学、汉字字理（形源）研究和汉字与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应属文字学，这一点已经比较明确了；但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上述学科和课题与训诂学又都是相互解释和相互依存的。又如，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问题的探讨是包含在训诂之中的。就当代学科的分工而言，语法学与训诂学界限清晰，说到句子，语法学与传统训诂学所关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但是，从汉语的特点出发，语法和语义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为汉语研究的必由之路，当两门学科都发展得比较成熟以后，它们的结合、交叉是必不可少的，结合、交叉之后，对两门学科的发展，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其次是关于词和词义内部结构分析的思考。
要想弄清各种训诂现象，必须具有分析词际和义际关系的基本功。过去的词汇学认为词是语言中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在语用的范围内，就表义的基本功能来说，语言切分到词似乎已经够了；但是，就词与词义的关系分析——认同和别异来说，笼统的“词”和“词义”这两个概念无论如何是不够用了。区分词与词项这两个有应用意义的概念，设置义位（项）与义素这两个层次不同的理论分析概念，从而建立关于词义内部结构的层次分析法，已经是训诂学理论建设的必然结果。而传统训诂学惯用的二分法，为这种汉语词义特有的层次分析法提供了经验。词与词义内部结构的科学分析，廓清了对诸多训诂现象理解上的混乱，诸如同源词的意义关系、同义词意义的同与异、义界的构成原理、直训必须在言语中方能成立的性质、词类与词义的一致性，等等，都可以得到清晰的说明；词义的比较和类聚，也成为一种可以操作又可以检验的工作。
再次是关于建立训诂学的术语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思考。
术语系反映一门学科的科学体系，是它的理论建设已经成熟的表现。这个问题我们在1988年以前已经多次提出，但是由于当时很多方面的理论层次还没有划分清楚，因此还不敢贸然去全面整理训诂学术语。现在，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已经日益明了，建立一套有系统的训诂学术语似乎可以着手了。进行这一工作的关键除了对旧训诂学已有的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外，更重要的是做好系联同类概念、辨明性质不同概念的内在差异、区分临近概念、理顺上下位概念的层次这四项工作。本书中分析所谓的“反训”现象、弄清训诂体式与训释方式的不同、辨清《尔雅》一书的性质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思考。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通过对词汇的词义的整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词汇与词义的总体是具有系统性的，而词汇系统与词义系统——起码是它的局部系统——是可以通过描写显示出来的。因此，在建立训诂学术语体系的时候，必须把关于总体系统的术语，置于术语体系的最高层次。
术语体系的逐步完善，直接关系到教学体系的完善。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和古代汉语语法学并列，构成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古代汉语类的四门选修课，已经是既定的事实。而在这四门课程中，训诂学是对古代文献阅读有直接应用价值的学科。在确定它的学科地位之后，还必须进一步确定它供教学用的理论体系。教学体系既要反映这门学科的科学系统，又要考虑讲授的循序渐进与接受者的思维规律。所以，这一工作必须在理论建设大致完成和积累了较多的教学经验之后才能有一些成效。根据训诂学近些年的发展，它的教学体系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训诂学的性质、任务、发展简史以及在当代学科中的地位；2.与现代训诂学相关的基本知识与理论概念；3.训诂材料——训释、纂集、考据的结构和样式，以及根据对它们的科学分析所确立的释读、使用方法；4.训诂方法及其操作程序，以及关于这些方法的科学原理；5.训诂学在具体应用中产生的新理念。近年来，我们已经通过教学实践，使这个总纲下的具体内容和细则逐步充实起来。
本书分8个部分：第1部分是总论，主要阐述我们对训诂学在当代发展的宏观认识和改造旧训诂学的总思路。第2—4部分是训诂学原理，主要阐述后七年我们关于训诂学原理的新认识。第3部分注释原理和第4部分词源原理，表明我们主张把注释学和词源学作为训诂学进入当代后的两个重要的分支。第5部分是关于训诂学史的论述，关于《尔雅》性质的辨正一文，对有关《尔雅》的一些成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实仍着重在阐明某些原理。关于李善注和关于晚清实学派训诂的论述则旨在为此前训诂学史论著中未曾摆对位置或根本没有注意到的训诂学成果给予昭明和强调。第6部分是关于训诂学与语言学关系的论述，主要是阐明训诂学与语义学、语法学之间虽已分立却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第7部分是关于训诂学应用的三组短文。十四年来，我们为了证明训诂学在当代的应用价值，曾经选择了四个领域连续写了一批较为普及的短文。这四个领域是：中学语文教学——特别是文言文教学和古今词汇教学，辞书的编纂和评论，从烹饪名源探讨的角度为烹饪史提供史料，以及更为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前三个方面在本书中都选了一些短文，第四个方面因为太琐碎而没有选入。考名与考实互相参照，是训诂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一个特殊角度，不仅对通史是如此，对一切专科文化史和科技史也是如此。而我们偏偏选择了烹饪史，是考虑到“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又出奇地重视“吃”，唯此领域普及面最广。关于普及和应用问题我多说了几句，是为了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用心。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普及是忽视不得的。一门学科一旦走入“象牙之塔”再也走不出来而与社会隔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这是我们的认识，至于我们实际工作的水平和力度，离社会的要求就差得太远了。最后，第8部分的两篇文章，是我探讨训诂问题的副产品，附在这里，也可以说明训诂学不是孤立的，它与许多学科都会发生关系。
在本书的后面，我写了一则《本书所收论文写作、修改、发表情况简介》，从这个《简介》中可以看出，这二十种论著，从写作到修改，又到发表和再修改，大都有着相当长时间的经历。例如《训诂学原理概说》，从1980年开始边讲边写，到1983年全面改写，1986年正式发表，直到这次收入本书前又进行修改，前前后后整整经历了15年。又如《论“反训”》，从1989年4月写完，到1990年初步修改后以《“反训”析疑》为题首次在《学术之声》内部刊登，1994年再次修改，以《关于反训的训诂学原理》为题公开发表，以及到这次收入本书前又进行了较多的修改，也历时6年之久……这实际上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训诂学在八十年代初还是一门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科。改造这种学科比建设一门新的学科还要困难。当这一工作起步的时候，我们其实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反对者既然不承认训诂学是“学”，只要冠之以“训诂”的名称，都会目为“保守”而入不了语言学领域；而承袭者却又绝不愿意旧训诂学有一点走样，一旦对旧有的说法和体系加以改变，又会被目为“离经叛道”而不承认它是训诂学。所以，我们是慎重的。其次，十四年来，我们时常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研究成果直接引进教学和论文指导，以便使学生及时了解，让他们尽快参与系统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检验这些想法是否正确、是否好学。实际上，我们每重读或新读一种训诂材料，每重开或新开一门课程，都会对自己过去的看法、想法做一次审视，修正一些，加深一些，增补一些。一门旧学的更新是不容急功近利的，有些新的认识需要经过检验，因而拖延了时间。现在，十四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们对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和支持了这一改造旧训诂学实践的同行师友内心充满了钦敬和感激，是他们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给了我们充分的理解，帮助我们渐渐自信起来的。
列出“本书所收论文写作、修改、发表情况简介”，还因为当文章集辑成书时，发现本书中的多处内容，被不加引号、没有注释也不说明地抄到某些人的论著里去了。为此，我们不得不在书后说明一下自己的文章初次发表的时间，这样做虽无补于事，但起码可以避免反而被抢先抄袭的先生诬为“侵权”，也不失为一种预防和自我保护吧！
书中的错误当会不少，等待师友、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5年1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文章来源
转自“章黄国学”2023年10月24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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